如今，环境红利、制度红利、人口红利渐行渐远，管理红利、创新红利渐行渐近。中国制造业正在转型，这是全球最大规模的制造业转型。的营销顾问认为无论是管理红利还是打造创新型企业，中国制造业企业都绕不开管理变革，但管理变革并非易事，围绕管理变革，相关各方如何各就各位并各担其责？变革的关键是什么？变革的瓶颈又是什么？
企业面对三个重要的改变
面对全新的挑战，企业家最需要改变的是什么？首先，企业家需要开“心界”。真正开放自己的格局，提升自己的灵魂。观察不同企业家与国际企业的对接交流。事实上，只有企业家的心界打开了，企业文化才能开放，包容、鼓励创新的文化才能形成，这是人口红利得以孵化的企业内部软环境之魂。
“不让雷锋吃亏”、“力出一孔，得出一孔”的华为，其治理结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体系，对知识员工的激励与维护，既科学又艺术，首先符合科学，然后进行艺术提升，非常符合国情。这种充满鲜活艺术性的、接地气的治理结构很难只靠咨询公司来解决。但是，专业咨询公司在华为的精益管理和研发创新中又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企业文化的改变决不能只在形式和口号层面，甚至也不能只在“理念”层面。企业文化体现在车间中弥漫的空气里，它以企业各项规章制度为载体，以企业家及其核心团队所奉行的管理哲学及行为准则为灵魂。基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片面强调“人治”的沉苛，目前众多企业家过于专注抽象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类的文化理念，在面对知识员工及80、90后的员工们没有任何文化意义。倒是基于近代管理科学和普世人文精神的管理体系，实施先固化、后提升的思路能够接通全球化的竞争环境，也真正从本质上接通地气。
可见，企业面对的三个改变的核心是企业家自身的改变。那些做得好的企业家，做得越好的，就越尊重那些基本的、在西方工业化过程中形成的现代科学管理体系。他们不会简单地鼓吹“儒、释、道”在企业管理中的神乎其神，也不会将中、西方文化截然对立。应该承认近代工业文明从西方发展起来，其科学意义并无国界。
01、瓶颈在哪儿
既然企业变革势在必行，那么变革的关键瓶颈是什么？如何破呢？政府不要总是向企业喊话“转型升级”，而一定要先想想，政府自己有没有转型升级？尚未完成转型的政府是不是已经成为企业变革的瓶颈了呢？政府是否自己就是“让市场经济起决定性作用”的最大瓶颈呢？
以走在市场经济前列的制造业大省浙江为例，走过经济高速增长拐点的浙江经济面临要素集聚、企业整合重组的重大需求，迫切需要拆除壁垒，加速各类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可是制度壁垒、管制壁垒、法律法规壁垒层层叠叠，优秀企业、龙头企业徒有雄心壮志；中小企业、微小企业苦苦挣扎，逃离制造业倒是容易，转型升级谈何容易？
从企业自身看，制造企业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还是出在保底的基础性科学管理和流程建设，以及提升创新管理体系建设两个重要方面。那些在精益管理方面提前下足了功夫的，日子就还好过；在创新方面做得好的，日子就更好过些。为什么目前很多企业仍然忽视基础管理和流程建设？因为企业家们还是受到了太多的非理性赚快钱的机会诱惑，许多人习惯了过去那种粗放式赚快钱方式，更有一些长袖善舞、精于寻租者早已废了先前创业时的精气神，堕落为擅长权钱交易的投机钻营者。
当前中国企业家所面临的转型升级，就是要从中国传统的、游走于官府商贾之间、在信息不对称中实现“货殖”的“商人”角色中走出来，成为靠效率、靠品质、靠创新开拓创造真正客户价值而真正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企业家。
越是转型期，企业就越需要理性的环境和基于中长期的战略意志。而环境是塑造战略的基本要素，企业转型是战略性决策，政府对环境的影响与塑造，决定了企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和成功率，政府只有塑造了相对比较稳定的理性的平等竞争环境，维护了正常的竞争秩序，企业才会走向健康方向。比如，知识产权问题，在新一轮创新驱动的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政府在维护竞争秩序方面应该具有铁血坚定的强势。否则，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就是一句空话。
02、把是非生死交给市场
中国制造业发展到目前阶段，到了生长出庞大的、以知识型服务为主体的第三方的时候。这才是真正的“第三产业”！政府应当塑造环境，为第三方力量的成长和增长塑造好的环境条件。眼下中国市场经济的一个阶段性特点是，什么事情都只是甲方乙方，其实还有非常重要的第三方：服务与保障方。很多企业抱怨，创新很难，太容易被人抄袭。这恰恰是第三方力量：知识产权服务与保障机构影响薄弱的体现。创新驱动的市场需要大量的知识产权服务与保障机构，这已成为我国严重的市场环境短板。
现在，塑造完善市场环境所需的服务与保障体系缺位，造成的系统性缺陷问题已经暴露无遗，它们的催生，决定了未来管理红利能否释放。我们已经看到一些积极的改变，比如非盈利组织的注册变得便捷，政府开始更多地购买服务来替代自己管事，基于互联网的第三方服务体系和金融服务创新更是风生水起。十八大以后，政府各级各地各部门自上而下推动的“去管制化”、“公共服务型政府”、“社会治理”等等不断推进。未来一两年，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就可以看到系统性建设的成效，现在各方都处于动态适应的过程之中，企业一定要基于对未来的认识做积极的准备。
再有，最近有一种舆论认为，未来3年50%的制造业企业将破产，这是一种随意的说法，实际意义不大。但它倒是提醒了人们一个重要问题：企业死掉就那么可怕吗？其实，企业有生有死，企业死掉很正常，死掉一批，生出另一批。政府不能只想着企业活，也应该多想想怎么让企业死得有尊严、有价值。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一些企业的及时死掉是好事。因为如果没有一些企业的死，整个行业就好不了。以产业发展的S型生长曲线来看，在拐点之前的加速增长过程中，企业数目的增长是非常快的，但过了拐点之后，产能出现过剩，很多企业就要退出，就要淘汰一批企业，让要素更快地流入优势企业，产生具有更高效率的龙头企业。
重要的是企业自身凭借什么样的能力，留在生存的队伍中，而不是在死掉的队伍中？
这时，政府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保证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让要素顺畅地流到那些优秀的企业手里，支持新的更加有战略前瞻性和创新力的企业发展起来，进而提升全社会的健康品质。人们还只会用静止的眼光来看待企业的生死，其实行业是动态发展的，行业要想发展，就要有充分的要素流动性，行业的进出也要自由，所以政府要打开限制行业出入的闸门。现在企业破产注销非常麻烦，企业转让也比注册麻烦得多，舆论导向比较幼稚地认为企业卖掉了、关掉了就很失败。事实上，让一些企业及时体面地死掉才是对产业发展的真正贡献。
03、企业家的心灵瓶颈
企业家在推动企业变革时，心理得足够强大。企业家需要心灵导师，需要有人来帮助他们突破自身的心理障碍。欧美日的成功企业家大多如此，他们自己心灵和企业的蜕变都需要“心灵导师”的帮助。有一位企业家谈他的苦恼：“我打下的天下如此辉煌，但是我能活多久？未来企业落到谁手里好？谁来维护企业的价值？我只有一个女儿，这些财富以后该留给谁？”
作为一个创始人企业家，难免面临这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往往会局限住很多应有的战略性思考，影响企业的创新发展。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心灵导师们来打开他们的心智模式。此外，心灵导师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功能：让企业家跳出现有业务来思考。很多企业家深陷业务之中，忘了天外有天，山外有山。而心灵导师则是从外部进行引导，使企业家看到另外一个创新的境界。
优秀的大学教育或者说EMBA教育应该更多地承担起企业家心灵导师的使命。在西方的企业家精神中，科学精神早已渗透到骨髓里，他们经历了人性启蒙阶段，企业家对世界、对人、对现代企业组织的认知理性已经是很高了，而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结构中走来，普遍缺乏科学精神作为基础支撑。这种情况下，如果去相信一些中国传统中很玄的东西，就会走入另外一个极端。现在这样的企业家似乎还挺多，而且有年轻化的趋势，这对中国企业的转型创新是很不利。现代大学承担起企业家心灵导师的责任是义不容辞的。我们需要用科学与理性来敲打众多企业家的灵魂！
企业家需要科学启蒙
中国企业家需要重新开启科学精神。中国社会和文化几千年文明，人治的观念和现实体系已经渗透到了基因里，需要彻底的改造。这是重要的基本世界观问题，中国传统儒家讲究的是仁义礼智信，用高大上的完美主义和三纲五常的层级管制屏蔽了中国人对于人性的底层启蒙，导致中国人普遍对人性认识缺乏科学性。存在高大上的“说”事与桌子底下“做”事的严重分离，最后的结果就是“天理”与“人欲”相对立，“做人”原则与“做事”规则相背离，导致普遍的双重人格。
这种普遍存在的双重人格作为一种文化性格，成为中国企业家推动创新变革的主要障碍。基于承认人欲正当权利的科学精神得不到真正的承认和运用。因此，深受科学精神熏陶的大学教授们应该更多地站出来向大众、向企业家们传播和践行现代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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